历史

吃了两天的生菜、芹菜、小胡萝卜拌 Light Italian 酱，终于无法忍耐，昨天借了 roomamte 的韩国酱油，撒了一点儿，酱油的味道不错，可是生菜和芹菜一样的难咽，今天早上又用热油炒了一遍这些菜，因为前阵子的禁卖，家里没有老干妈辣酱，只好再借 roommate 的是拉差辣椒酱，“是拉差”这个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汉语翻译之一，本是种佐味的调料，为什么又要“拉”，又要“差”，哪怕翻译成“辣”与“材”呢？所以这样奇怪名字的辣椒酱炒出来的生菜、芹菜、小胡罗卜，味道也好不到哪去，因此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有佐餐之物，譬如经典的相声，譬如传统的戏剧，所以午餐要感谢杨小楼、梅兰芳的《霸王别姬》。

不大喜欢京剧《霸王别姬》的故事情节，尤为不喜欢李左车诈降，项羽就是项羽，完全不能接受他被曹操（演义版）化！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京剧《霸王别姬》出自明代沈采的《千金记》，明初的传奇戏曲，又能有什么期待？没有像《五伦全备忠孝记》那样赤裸裸的以戏载“道”已经不错了。但是不看整个故事，跳过有误的念白（霸王那句“项刘鸿沟曾割地，汉占东来楚霸西。”，正好说反），京剧《霸王别姬》里面“别姬”一段确实精彩，虽然不懂京剧，还是把那一段反复了看来若干遍，以至于再三不愿接受虞姬自刎的结局 …  …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 … 良久，突然的想起，虞姬也许没有死；印象里，太史公没有说虞姬的结局如何，又翻了《史记》，果然：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於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

《史记》里，虞姬的结果没有交代，只是据说在另一部已经失传了的《楚汉春秋》上，载有虞姬所和的歌辞：“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这首诗里虞姬隐约有轻生之意，但是，这部书现在早已不传，没有人知道原文究竟如何，我们看到的这首诗的文字是唐代张守节在写《史记正义》时转抄的，所以，也许是后世好事者的伪托？即便此诗是真，张守节的引文中也没有提及虞姬的下落，也许没有死呢？

不过，因为虞姬的这首诗，很多人都认为虞姬大约是死了，所以全唐诗中有《虞姬怨》，尽管作者没有提到虞姬是自刎。

再往后，故事逐渐的完整，到了冯梦龙的《情史》，我们就有了这么一个故事：

美人虞
項王籍，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名騅，常騎之。及軍敗垓下，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四面皆楚歌，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歌數闋。歌云：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虞姬和云：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項王泣數行下，謂姬曰：「善事漢王！」姬曰：「妾聞忠巨不二君，貞婦不二夫。請先君死。」項王拔劍，背而授之，姬遂自刎。姬死處，生草能舞，人呼為「虞美人草」。

如上所引，这个故事前半段抄《史记》，中间抄《楚汉春秋》，又加上一个编造的结尾，于是就成了一部悲剧，唉，实在不喜欢这个结局，特别是从项王嘴中说出“善事汉王”四个字，依稀让人想起这个情节的出处，《汉书·王陵传》：

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

如果冯梦龙的结局真是从《汉书》这段中抄改来的，那实在是太混蛋了，且不说项王这四个字显得极为狭促，试想一下虞姬的身上突然浮现出王陵老母的形象，囧 … …

无聊的罗嗦之后，有些释然，如果真能穿越历史，也许能见到在项羽率领八百余人突围之际，虞姬并没有死，而是在云的彼端，有一个约定的地方（新海诚语，顺道推荐一下这部卡通，如果你能忍耐《秒速 5 cm》），如徐德言与乐昌公主一样，战乱之后终会破镜重圆 … … 可是又一想，项羽终究是要死的，一切都是注定，从他九战九捷在巨鹿大败曾经天下无敌的秦军开始，他是一个英雄，乌江畔，他不得不死。那么虞姬呢，即便是活着 … … 奈若何？

唉，废话一通，低头写 paper 去了。

接着上一篇帖子，继续灌罗马军团这个话题，虽然罗马军团（legion）比起古希腊方阵（phalanx）有了不少新的改进，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战例里所体现的那样，以重装步兵为主力的军团也有它不可弥补的劣势。

与古希腊方阵相比，罗马军团最大的优势就是更加的灵活。当古希腊方阵的侧翼或者后方受到进攻（就像前面提到的利基安之战或者留克特拉会战那样），即便是最强悍的斯巴达方阵也变得毫无作为任人宰割，因为拿着长武器的重装步兵不可能灵活的转向来抵御敌人的进攻，也是如此，斯巴达的重装步兵反而败给了雅典的轻步兵。而手持短武器的罗马军团要更加的灵活一些，再加之罗马军团本身的严格训练，也使的它能更好的应对敌人的包抄，譬如前面提到的特列比亚之战，当汉尼拔利用骑兵以及伏兵完成对罗马军团的包围之后，罗马军团可以迅速的改变阵型，形成一个中空的四面朝外的防御阵型，来抵挡来自不同方向敌人的进攻。公元前47年，凯撒在拉斯比那的那场战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敌人的骑兵从背后包抄过来的时候，他的一部分军团可以熟练的转向，迎击背后来的敌人。

但是，罗马军团的薄弱环节仍然在它的侧翼和后方，虽然它可以通过改变阵型来防御敌人，但是一旦它的阵型改变，就意味着它从进攻姿态转入了防御姿态，它的杀伤力同时也降低了，因为它最有攻击力的，还是它的前方。所以，如果无法有效的保护侧翼和后方，罗马军团的威力也就大大的降低了—— 就像汉尼拔的坎尼之战一样，汉尼拔再次用优势的骑兵击溃了罗马保护侧翼的骑兵，然后他又把精兵安排在自己的两翼，仍然是从侧翼包抄完成了对罗马军团的毁灭性打击。

除了重步兵阵型上的不足，重步兵也有本身兵种上的弱点，特别是相对于更为灵活的骑兵以及远距离投射武器。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重装骑兵由于驭具的缘故尚不能直接对重装步兵构成直接威胁（其实马镫的作用被夸大了，虽然它确实很重要），无法直接冲击重步兵方阵（如果没有马镫，这样的冲击很容易导致骑兵从马背上掉下来，特别是在重步兵密集队形并有盾牌保护的情况下）；而罗马自身的骑兵又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骑射轻骑兵的进攻；再加上弓箭的杀伤力有限，而不断的射击又很容易用尽骑兵携带的箭矢，所以罗马军团一直没有遇到来自骑兵的致命打击，直到卡莱之战 （Battle of Carrhae）。

卡莱之战的政治背景先不谈，只说这场战斗本身。战斗的一方帕提亚有大约9000骑射轻骑兵，1000重骑兵（cataphracts，来源于希腊语 armour，盔甲），还有大量用于后勤输送的骆驼，另一方罗马有大约35000重步兵，4000轻步兵，4000骑兵。在数量上，罗马军团有绝对的优势。

战斗的具体经过不同的书中记载略有不同，但是大致是这样的。帕提亚首先使用重骑兵正面冲击罗马重步兵军团，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随后帕提亚的指挥官让重骑兵退后，开始用骑射轻骑兵远距离射击罗马军团，罗马军团用盾牌防御，希望能够等到轻骑兵用尽箭矢，但是帕提亚的骆驼源源不断的供给给轻骑兵供给箭矢，最终罗马的指挥官克拉苏不得不让他的儿子率领骑兵去攻击帕提亚的轻骑兵。帕提亚的轻骑兵在罗马骑兵的攻击下后撤，罗马骑兵追击，结果被突然出现的帕提亚重骑兵击溃。

没有了侧翼的骑兵保护，罗马军团为了防止侧翼被突袭，重新转化为特列比亚之战那样的四方空心阵型，四面朝外，用盾牌进行防御，但是帕提亚的骑射兵源源不断的射箭，而中空的阵型盾牌又不可能把身体完全遮蔽，所以罗马军团不得不重新转化阵型，形成密集的“龟阵”（testudo formation），用盾牌遮避身体，但是这样一来，虽然对于远程武器的防御加强，但是对于近身的肉搏就无能为力了，再加上疲劳和箭伤，当帕提亚的重骑兵再次冲击的时候，罗马军团无法保持原来的阵型，开始溃散，于是大败。

卡莱之战是罗马征服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一向引以为豪的军团遭到了惨败，其实这只是骑兵优于步兵的开端，虽然罗马军团在此之后，不断加大自己骑兵的比重，骑兵在军团中的比例由最初的 1/7 一直增加到 1/4，但是仍然无法挽回以重装步兵为主的罗马军团的劣势。在骑兵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缺乏优良的重骑兵仍然是罗马军团最大的问题。

终于，公元378年，阿德里安堡之战，罗马皇帝瓦伦斯率领的罗马军团完败于哥特重骑兵，标志着重步兵时代的结束和欧洲骑兵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的近千年里，欧洲是重装骑兵的天下（当然，除了纯粹军事的原因，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经济的原因：欧洲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封建制度的兴起，这方面就不多说了）。直到十三世纪步兵革命，步兵才重新回到战场的聚光灯下。说来有趣的是十三世纪步兵革命的缘起是两项军事技术的革新：一是弩；二是长枪（最近这两字的出镜率已经让人昏厥了：）。两者都能有效的打击重骑兵。用弩克制骑兵其实在中国秦代已经广泛使用了，而古希腊的长枪，却正是被罗马军团淘汰出历史舞台的。

（无聊中的灌水-_-|||）

准确的说，希腊各城邦（polis）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职业化的军队，希腊地区第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是马其顿的腓力二世创建的；

希腊步兵方阵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它的正面非常的强大，但是它的侧翼和后方及其虚弱，所以它的侧翼必须要有轻步兵（peltast）或者骑兵掩护，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那简直是不堪一击，一个典型的战例是柯林斯战争中的利基安之战。

利基安之战里强大的斯巴达步兵方阵没有侧翼保护，被雅典统帅瞅准机会，不断的用轻步兵投掷长矛来攻击斯巴达步兵方阵的侧翼，斯巴达毫无抵挡之力，斯巴达的统帅虽然下达命令让步兵方阵转向对准雅典的轻步兵，但是当笨拙的方阵完成转向之后，雅典的轻步兵早已经又绕到它的侧翼去了，重装步兵方阵只有挨打的份儿，后来溃散，重步兵一但溃散不成阵型，就毫无抵抗能力了，雅典的轻步兵一直在后面追击，斯巴达损失惨重；

所以重步兵方阵包括后来腓力二世改进过的重步兵方阵都不得不加强防范自己的侧翼，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重步兵方阵的重要性反而降低，两翼的骑兵和轻步兵的交战变得更为重要，留克特拉会战埃特米农达首先用侧翼的骑兵击败了斯巴达的骑兵，又用楔形阵法配合骑兵与轻步兵完成了对斯巴达的侧翼包抄，打败斯巴达；

还有后来罗马和塞琉古帝国之间的马格内西亚之战，塞琉古帝国还是使用马其顿帝国的重步兵方阵，两翼有骑兵保护，但是他的骑兵败于罗马的骑兵之后，整个重步兵方阵被罗马骑兵包围，马上就变的毫无抵抗之力了，长枪只能向前，始终无法保护两翼和后面；

也是因此，希腊重装步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罗马军团是对希腊重步兵的一个改进，灵活性加强，更注重侧翼保护，但是因为仍然是重步兵方阵，和希腊的重步兵方阵有着同样的问题，典型的战例就是汉尼拔与罗马的特列比亚之战。

特列比亚之战里，罗马的重步兵是多于迦太基的重步兵的，大概比例是1.6比1，但是迦太基的侧翼起保护作用的骑兵和轻步兵尤为强大，迦太基的骑兵先击败了保护重步兵侧翼的罗马骑兵，接着又去骚扰保护重步兵侧翼的轻步兵，轻步兵对骑兵毫无优势，很快他们就把手中的长矛投掷完了，紧接着迦太基的轻步兵从侧翼包围罗马方阵，罗马轻步兵已经没有战斗力，不得不撤退，把整个重步兵的侧翼暴露给迦太基，而这时罗马方阵
后面埋伏的迦太基轻步兵与骑兵又投入战斗，完成了从侧翼到后方的对于罗马重步兵的包围；

不过这时也体现了罗马重步兵比希腊重步兵的灵活之处，希腊重步兵因为过于笨拙，转向艰难，而罗马重步兵要灵活的多，重新调整阵型，四面朝外，形成一个中空的四方，以此来抵御迦太基的四面包围，但是战争的结果仍然是罗马惨败，不过罗马的指挥官顺利突围。

其实持续的战争是最残酷最迅速的达尔文主义的体现，适者生存，最后可以存活下来的，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或者掌握了某种不败战术的国家（从逻辑上讲这样的国家不存在）；而是最会学习最能适应敌人的战术的国家，就好比前面提到的斯巴达，就战士的素质和战斗经验来说，肯定是一流的，但是在战术上却不一定。

华歆的恶名大概是从管宁割席开始的，两人锄地，见地有片金，管宁挥锄与瓦石不异而华歆好奇的捡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扔掉了；两人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管宁读书如故而华歆出门看了热闹，然后管宁就把席子割了，对华歆说：““子非吾友也。”其实华歆也没有贪那片金而是丢掉了，也不过是见了热闹瞅了两眼，这只是一切有好奇心的人的正常反应吧，但是管宁就因为这些琐事，割了席子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倒是觉得他有些造作。

于是，对比着圣洁高大的管宁，华歆就成为古典小说里肮脏龌龊的反派了，《三国演义》里他推荐华佗给曹操，导致华佗被杀；他离间曹丕曹植兄弟感情，劝说曹丕除掉曹植，逼曹植七步成诗；更被人咒骂的是他逼迫汉献帝禅位给曹丕，甚至扯住献帝龙袍威胁这位可怜的天子 —— 当然，这一切都是罗贯中凭空编造出来的，特别是最后一件禅位的事情，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华歆因为献帝被迫禅位而有悲凉之色，被曹丕看到了，心中不快并因此没有给华歆进爵。

其实不仅仅是小说，在正经的史论里，也有人很看不惯华歆，譬如孙盛。《三国志》里说：华歆向来节省，得到的俸禄赏赐都分给了亲戚故人，家中无担石之储。皇帝赏赐给公卿大臣的没入官府的奴婢，也只有华歆把她们都放出去嫁了人。这些本来都是好事，可是让孙盛一来评论：“盛闻庆赏威刑，必宗於主，权宜宥怒，出自人君。子路私馈，仲尼毁其食器；田氏盗施，春秋著以为讥。斯褒贬之成言，已然之显义也。”直把华歆的善行比作“子路私馈”、“田氏盗施”，呵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更值得玩味的是《晋书·孙盛传》上的一段记录：“[孙胜]以功进封吴昌县侯，出补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 呵呵，两相对照，不禁乐而开笑，孙盛自己脏私锒籍，却讥讽节俭的华歆是沽名钓誉，不体恤人君，看来廉洁才是辜负天下：）

当然孙盛也有不少优点，譬如他撰写的《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当世之人咸称之为良史，特别是他不畏桓温的权势，直书桓温枋头之败，颇有董狐遗风。但是也许正是因为他以“道德”为榜样，所以他的笔下，很多人都被无端嘲讽，想起了下面一则故事：

刘备围成都，刘璋的手下蜀郡太守许靖想逾城来降，但是被发现了，没有成功，刘璋降后，刘备因为这件事打心里瞧不起许靖的为人，所以不愿重用他，这时法正进言，说尽管许靖有名无实，但是浮名播流四海，对他不礼，可能会被天下人怀疑刘备不礼遇贤士，所以应该向燕昭王重用郭隗一样厚待许靖。刘备听从了法正的劝告。于是孙盛就不满了，大谈“封墓式闾”（这个典故出自《尚书》，“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先王如何，明主如何，满嘴高义。结果连裴松之都忍不住品论说：“法正以靖方隗，未为不当，而盛以封墓式闾为难，何其迂哉！”

不管怎样，大约是因为华歆不如管宁高洁，又身为汉臣却做了魏国的三公（不过细数那时的文臣武将，有几个从一而终的？所以裴松之说，如果以对汉室的忠诚为道德标准，那么荀爽、陈纪这样的人也都应该摈弃於世了。），所以孙盛觉得他不够“道德”，因此出言讥讽。不仅如此，可能华歆平时为人，也有不合这些“道德”的地方，譬如《裴注三国志》里提到的一个故事：

避西京之乱，[华歆]与同志郑泰等六七人，间步出武关。道遇一丈夫独行，愿得俱，皆哀欲许之。歆独曰：“不可。今已在危险之中，祸福患害，义犹一也。无故受人，不知其义。既以受之，若有进退，可中弃乎！”众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堕井，皆欲弃之。歆曰：“已与俱矣，弃之不义。”

《世说新语》里有一个类似的故事：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 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呵呵，口头的圣人容易做（譬如一开始就答应求助的人），行动上的君子难做（譬如遭遇事故后仍不舍弃那个求助的人），做到表里如一，不矫揉造作，很难；也许就是因为华歆是一个老实人，不愿作管宁或者王朗式的“show”，所以才不幸成为虚构的反面人物吧！ 历史真有趣。

新华网4月1日电（记者于任洁）记者3月31日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获悉，考古人员在河南省洛阳市首次发现夏代都城遗址，填补了夏代的考古空白，在我国夏商考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已经入选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名单。

《国语·周语上》上说：“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三国时期韦昭的注释里讲：“ 伊出熊耳，洛出冢岭 。 禹都阳城 ， 伊洛所近。” 因此很久以来，伊洛两岸一直是考古工作者搜寻夏代都城遗址的重要地点，自50年代以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伊洛一代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但是一直未能有突破性的发现。

今年入春以来，华北普遍大旱，千年一遇的伊、洛断流再次出现，洛阳市郊区龙门镇农民在干涸的河床挖沙时，意外发现一件大型青铜方鼎。他随即报告给了当地文物考古部门，引起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社科院考古研究的高度重视。经过实地勘察和抢救性发掘，专家们在伊洛河河底发现了一座夏代都城遗址。

据负责这次发掘的安普福教授介绍，遗址主体在河床正中，平面近长方形，四周有夯筑的城墙痕迹，周长约7公里。在都城内东北部，发现了宫殿遗址。基址均用红土与黄土夯筑而成，大者达2000余平方米，小的也有100余平方米。台基平面多呈长方形，表面排列有整齐的柱穴，间距在2米左右，柱穴底部往往有柱础石。有的台基表面还有坚硬的“白灰面”或黄泥地坪。在这些宫殿基址的附近﹐出土有青铜簪、玉簪和玉片等王族专用的遗物。

在宫殿区内，发现有一条南北向的壕沟，宽1.4米，深0.9米。在已发掘的长约15米的一段壕沟中，发现了弃置的近百个人头骨。这些头骨大多被从眉部与耳部锯开而成瓢形。头骨的旁边发现34枚龟甲残片。经初步检验，龟甲上的铭文与殷商初期甲骨铭刻相近。专家猜测，这些遗存可能与宫殿区内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头骨和龟甲很可能是与夏交战的商人俘虏的。夏人在获胜之后，用俘获的商人头颅以及他们视为神物的龟甲来祭祀上天。

遗址中真正有划时代意义的是“诅商文”的发现。也正是它的发现，才最终帮助专家确定这处遗址是夏代都城的旧墟。诅商文镌刻在一块长1.2米，宽0.6米，厚0.3米的青玉上，发现时已残破。玉刻的一面刻有商代早期文字，基本已经被辨识，背面是另外一种象形文字，现在仍然在破译中，据安普福教授介绍，这种未知的文字很可能是夏人使用的文字，一些笔画特征与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相似。根据已释读的玉刻一面的殷商文字，玉刻记载的是夏代末年国王祈求上天诅咒商人的事情。文中首先提到了夏人的祖先：

显丕哉，帝禹谟；显承哉，惟后启尚克修和我有夏。

意思是说大禹赫赫的谋略以及夏启高尚的道德，使得我们大夏昌盛。这是田野考古第一次发现明确有夏人自称的铭文！同时参照壕沟中出土的甲骨文，里面提到了：

丙午卜，贞王从沚□伐土受有祐

两则铭文相对照，解释了一个长久以来困扰考古工作者的问题:为什么甲骨文中从来没有提到过夏? 这两则铭文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夏"是夏人的自称,而商人则称之为"土"。安普福教授介绍说，在上古，很可能”夏“与”土“的发音相同或者相近，比如《诗经》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下“与”土“相协，而”宛丘之下，无冬无夏“，”下“与”夏“相协，由此推之，”土“与”夏“的读音应该相近，就像现在美国人自称 America ，我们称之为 “美利坚” 一样。“土方”是甲骨文中常提到的一个国家。

不仅如此，铭文还告诉我们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铭文提到：

天大旱，河水少，伊洛竭，五谷不收，商侵我东鄙田

安普福教授介绍说，一直以来历史学家都认为是商人的兴起与征伐，促使了夏人的衰落；而现在看来，是气候的变迁，导致夏人的衰落，从而促使了商人的入侵，也就是说商人的入侵，不是夏衰落的原因，而是夏衰弱的结果。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一种警示，气候变迁是一个不能小觑的问题。

目前，进一步的考古挖掘工作还在紧张进行中，关于玉刻文字的破解也在由多位古文字学家同时进行，这其中包括破解了湖北盘龙商代夏裔封国商夏双文铜板文字的古文字学家余仁杰研究员（相关报道请点击这里）。

据悉，这次考古发掘的报告论文已被国际著名期刊 Archeology 接收 （请检索安普福教授的英文名字 A Pril Fool），将于近日发表。这将是我国夏商考古学上的一座丰碑！

是古董的李密；不是鲜活的李米，尽管两人很像，都很执着。李米执着于等待，李密执着于造反。

不知道李密为什么要造反，至少从他生活的环境很难找到造反的原因。他有世袭的爵位，家境也不错，不像劳苦大众，有深刻的阶级仇恨与反叛的动力；同时他的富有与权势又不足以让皇帝感到不安，因此也不像杨玄感一样，因为隋炀帝对杨素的猜忌而不得不反。另外，李密开始打坏主意的时候，隋炀帝的江山还很牢靠，因此他也不像宇文化及一样，有一扇机会之门打开在面前。他本人更不是智能低下或者爱追求刺激的纨绔子弟，不像虞柔（虞世基的儿子，虞世南的侄子）或是来渊（来护儿的儿子）一样，稀里糊涂的就投降了叛军。

或者，他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想救黎民于倒悬？可是他牛角挂书，在牛背上读《项羽传》的时候，杨素老爷子还很硬朗，隋炀帝也还没有开始征高丽。黎民还不至于倒悬。

或者，他是嫌自己没有受到重用，无法施展才华？可是他一开始的职位并不算低，授亲卫大都督，隋唐两代名臣屈突通也是从亲卫大都督做起，最后进了唐太宗的凌烟阁。亲卫大都督是皇帝身边的侍卫近臣，因此升迁的机会很大。当然宇文述也劝过他，希望他以才学而获得官职，而不是依靠作侍卫。李密也听从了劝告，认认真真的去读书，但是读完了书却去造反。

再或者，是李密本人有野心，希望应图谶，代隋氏而立？可是在他真情流露的诗作里，也不过是羡慕樊哙、萧何的功绩而已，并没有作刘、项的志向。即便是他的势力达到巅峰的时期，他也没有称帝的念头，拒绝了诸将的劝进。

也许只能用唐高祖的大臣们给李密的评语来解释李密了：狡猾好反。造反是他的一种爱好，所以李密的一生都在逃跑，造反，逃跑，造反……这样的循环中度过。最终，他死在最后一次逃跑去造反的路上。

所以欣赏他这份执着。

天祐八年正月丁亥，梁唐恶战，至晡时，不分胜负，梁军欲抽退，周德威大呼：“汴人走矣！”唐军全力以赴，大败梁军。梁军退守，后唐庄宗围魏州。梁唐依旧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魏州大约在现在的河北大名，当时的黄河过了洛阳就北上，经新乡，再经濮阳向东。现在的濮阳在黄河北岸很远的地方，但是在那个时候，濮阳却在黄河南岸。因此，那时的黄河离魏州也不远。

围城之际，后唐庄宗突然说起：“我小的时候，曾随父亲李克用路过黄河，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已经不记得春天黄河的样子。现在正值初春，桃花水满，想去看看，谁愿和我同往？”

于是，庄宗就和战将们在征战之时，一同前往黎阳（现在河南浚县）的黄河北岸观水。

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细雨桃花水，轻鸥逆浪飞。风头阻归棹，坐睡倚蓑衣。”的景致，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庄宗突然在黄河北岸，让对岸的梁军大为紧张。本来，他们打算过河攻唐的，但是李存勖不期而至，惊恐得万余梁军弃船而逃。不仅如此，还有梁军守将带领三千人来降。而洛阳的梁太祖朱温也以为李存勖要直接攻打洛阳北边的门户河阳（现在的孟津），急急忙忙披甲上阵，屯兵于白马坡。

其实，李存勖只是来看看桃花水的，也许还写过一些诗，但是此时还没有饮马黄河之意，看完桃花水后，他就走了。

呵呵，看桃花水 ing ：）

明清之争本是司空见惯，但是突然发现“十二平均律”也被作为明优清劣的证据：

明朝有着辉煌地音乐艺术成就，十二平均律就在明朝被提出，这是现在音乐地奠基石,但在它却不能生存在它出现地母国大地上，因为它被满清禁毁了。

这个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了，颠倒黑白啊。

朱载堉明神宗年间就把他的新法密律呈现给皇帝，虽然他的《进律书奏疏》写得小心翼翼，但是他的这套理论还是被打入冷宫，无人问津，为什么？ 因为他的算法挑战了被奉为神圣的“三分损益法”，所以即便是在明朝，也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十二平均律”，这就像一切科技创新都会被旧思想所禁锢一样，特别是在涉及到礼乐这种大事的时候，皇帝大臣们自然异常的保守。

而清代更没有禁毁“十二平均律”（一种算法如何禁毁？），事实上清代的律书还直接吸取了朱载堉的成果。但是，和明朝一样，清朝继续推崇神圣的三分损益法，所以批判过“十二平均律”的离经叛道，譬如在《律吕正义后编》中对朱的十大批判，还有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朱载堉《乐律全书》的介绍（如果要禁毁“十二平均律”，也不会把朱的书收入四库了），但是骂“十二平均律”的那些人自然也知道“十二平均律”的精妙，就像他们在《律吕正义后编》里承认的那样：“ 顾其所定十二律之率，皆以倍应钟之率累除而得之，正律恰为倍律之半，终而复始，可不谓精于算乎？” 但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是对“三分损益法”的否定，就好比“地心说”的鼓吹者质问“日心说”的支持者“你们把上帝放在什么位置？”一样。

但是骂归骂，用还是要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明确的说了： ”圣祖仁皇帝《律吕正义》一书备采其说（指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后人杨荫浏也说过清代的律书“ 实系剽窃朱氏之唾余而成。” 也就是说清代虽然在道德上骂朱载堉，但是在实际上非但没有禁毁十二平均律，反而还采用了这一理论。骂是在道德层面的，用是在科学层面的。就像历史反复证明的一样，道德和科学往往不容，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坚信上帝造人的神汉们使用最新的生物技术。

而朱载堉因为担心自己的理论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所以也努力的想在自己的理论中融入一些传统的成分，譬如假借黄帝之名，又譬如因为他用到了sqrt(2) 就硬要扯上周公（通过〈周髀算经〉）。但是这样的生拉硬套，反而被道德人士揪住小辫子，猛烈批判。

“十二平均律”不过是重复了诸多科技创新的轨迹而已，实在看不出它如何体现了明代比清代的高明，明代跟本就不关心它，而清代虽然批判它，但是却使用了它；如果硬要比较，也许可以说明代更真诚，清代更虚伪吧，诚实但是拒绝科学进步与虚伪但是接受科学进步，孰优孰劣呢？恐怕又是一个道德判断与科学判断的矛盾吧。

三年前写的一篇blog提到了王翦之于秦始皇的 signaling game，刚才翻阅今年第一期的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封底居然也讲到了这个故事，摘引如下（因为它也是翻译自《史记》，应该没有版权的问题吧？）：

Signaling in the Qin Dynasty

Wang Jian said, “If Your Majesty is determined to employ me, then I must have 600,000 men-no less will do!”

“Whatever you advise, General,” said the emperor.

Wang Jian was accordingly put in command of a force of 600,000 men, and the emperor saw him off as far as the Ba River. As they were going on their way, Wang Jian requested the emperor for the gift of a great many fine fields and houses, gardens and ponds.

The emperor said, “Just go on your way, General. Why all this worry over poverty?”

Wang Jian replied, “Though many of Your Majesty's generals have achieved merit, they have never succeeded in being enfeoffed as marquises. So while I enjoy Your Majesty's favour, I want to use the opportunity to ask for fields and ponds for the sake of my sons and grandsons, that is all.”

The emperor roared with laughter.

By the time Wang Jian reached the Hangu Pass, he had five times sent messengers back to the capital to repeat his request for suitable farm lands. Someone said to him, “Aren't you being a bit too persistent in the way you beg for rewards, General?”

“Not at all,” replied Wang Jian. “The king of Qin is suspicious and puts no trust in others. Now he has emptied the state of Qin of all its armed men and turned them over to my sole authority. If I do not ask for a lot of fields and houses for the sake of my sons and grandsons and seem to be thinking only of my own interests, the I will just give him occasion to doubt my motives.”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Qin Dynasty,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8-29]

Suggested by Wing Suen

呵呵，其实中国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很多，不过缺乏的是如何有意义的去解读它们。

{接着昨天的闲话，结合《明史·职官》具体说说明朝的内阁。 }

明初是有中书省及左右丞相（正一品）的，并且丞相统领六部，权力很大，但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着胡惟庸案，废掉了中书省和丞相之职，把相权从外朝收入皇帝手中，并且在洪武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丞相原来的职责是统领六部，现在废除了丞相一职，六部直接由皇帝统辖，皇帝的权力加大的同时，工作量也加重了，所以必须有私人秘书与顾问来协同皇帝处理政务，所以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武英殿、文渊阁等大学士数人，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顾问，是为内阁的滥觞。这时大学士和唐宋翰林学士一样，是内廷官员，他们的职责和权力是来自于他们作为皇帝私人顾问秘书这一角色的，而非他们的正式官职，这时大学士的官秩只有五品，并且不掌印信，也没有单独的俸禄，他们的工资是从翰林院领的。明成祖时大致延续了这样的做法，大学士仍属内廷，只负责帮助皇帝处理文书诏册，没有自己的属官，也不能直接管辖外朝的官员（譬如六部），而六部等诸司的奏章也不通过内阁，内阁也无权过问批答。

从丞相到明初内阁大学士的设立，就是相权从外朝到内廷的转移，这个历代一样，通常是皇帝直接干预的后果（有时候也又干预不了的）。

但是，任何机构在权力加强的同时，必然有一个从内向外的演变的过程。具体的说，皇帝把相权收回，依靠内阁的辅助处理政务制衡外朝，内阁权力的逐渐积累（有自然积累的渐变，也有幼主即位或者皇帝懒惰带来的剧变），而权力的积累必然要产生分工与协作（就像现在处理大的project一样，单独几个人完成不了），而分工与协作必须要求官僚体系的健全与成熟，而新的官僚体系的形成就意味着这个机构不再是一个私人秘书或者顾问性质的 informal institution，而成为一种新的 formal institution，而这样的正式的官僚机构自然的就演进成了外朝的一部分。譬如明朝的内阁，从洪熙朝时权力加重，权力加重的两个结果，一是设立它本身的官僚机构，譬如东制敕房和西诰敕房，有自己独立的官员；二是开始统领六部，融入外朝的官僚体系，所以内阁大臣不再是五品小官，而是要加官到三公或者尚书、侍郎（仁宗时杨士奇、杨荣开的先例，由大学士迁尚书职，这也是权力加重的必然结果）。所以自洪熙后，相权又有从内廷向外朝转移的趋势，大学士在外朝官僚系统中有了正式的地位，不再仅仅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了。

所以内阁大学士从开始的“设计”而言，是直接从属于皇帝的内廷，但是后来逐渐向外朝发展。这个发展到了清初达到极致，顺治朝的大学士，官秩正一品，掌管要务，已经成为完全的外朝官员了，所以皇帝不得不发明新的机构来剥夺大学士的权力，譬如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当然，这个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康熙年间的南书房，雍正年间的军机处等等。南书房其实就是翻版的“胚胎期”翰林学士或者大学士制度，是常侍皇帝左右的私人顾问机构。

至于明朝的宦官，是典型的内廷，完全受制于皇帝，这点与东汉和唐不同，唐朝从肃宗到昭宗十三个皇帝，全是宦官拥立的，皇帝不得以还要借助于外朝来制衡宦官（二王八司马，甘露寺之变等等），而明朝的太监从来没有敢挑战过皇权，朱由检这样一个十八岁的藩王，进京作皇帝，三个月不到搞掉了九千岁魏忠贤，这在汉唐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