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有人重提宋襄公，盛赞他是“一个死于文明和理想的英雄”，所以也想再说说宋襄公。赞美宋襄公，其实算不得翻案，因为早在《春秋公羊传》里就有对宋襄公的溢美之辞，泓之战后，《公羊传》评论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直拿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比；而《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太史公也说：“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当然批评宋襄公的也不少，《左传》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宋襄公，但是子鱼论战一段，实际上是借子鱼之口，酣畅淋漓的驳斥了宋襄公的仁义。而后来的苏东坡，批评的更是透彻。苏东坡不止一次的评论过宋襄公，譬如他的《宋襄公论》，直言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并以宋襄公杀鄫子为例，说：“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然后评论道：“襄公能忍于鄫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认为宋襄公虚伪之极，堪与王莽媲美：

“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这一段评论骂得尤为痛快。另外在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还评论道：“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并重新诠释了《春秋》里这一段的记录，认为作《春秋》的孔子亦不以宋襄公为是。

其实，即便是没有用鄫子祭祀淫昏之鬼这件事情，宋襄公的其他作为也难称得上仁义二字，最典型的就是他“伐丧”，趁齐桓公之死，率领诸侯伐齐，大败齐师之后推立齐孝公。因此，宋襄公的心中，大概还是对霸业的渴望胜过对于仁义的追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宋襄公的泓之败，或许有一个新的解释。

如果单单考虑中原地区，宋国确实有争霸的资本，从春秋初年开始，宋国也算的上是中原的强国。平王东迁，郑国因为他特殊的地位，迅速的发展起来，成为春秋的“小霸”，而此时齐、晋、楚、秦等国势力还相对薄弱，因此在中原可以和郑国抗衡的只有宋国，中原地区的卫国、陈国、蔡国也是宋国的与国，所以总体上讲，宋国的实力不弱。郑庄公死后，郑厉公为宋人所立，后来郑宋交兵，宋国大胜，把郑国祖庙的椽子拆了扛回去做自己卢门的椽子。虽然后来宋国饱经内乱，国势渐衰，但是在齐桓公死后，特别是在帮助齐孝公获得王位后，其实还是有一些机会称霸的，但是，楚国的兴起彻底埋葬了宋襄公的野心。

宋襄公的争霸策略基本上是模仿齐桓公。但是，齐国在国势最强的时候也不能与楚国直接对抗，齐桓公三十年，齐率诸侯伐楚国的与国蔡国，乘胜进逼楚国，不过最终也未敢与楚国正面交锋而是临阵讲和。这宋襄公是知道的，所以他的打算大概也是想向齐国一样，在楚国的默许下获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但是问题是，宋国不仅没有当年齐国的国力那么强盛，而楚国又比齐桓公时强大了很多。事实上，在齐桓公末年，齐国就已经开始畏惧楚国了，葵丘会盟之后，楚国灭齐国的盟国黄国，齐国却无所作为；再后来楚国攻打徐国，齐国亦不敢直接相救，而是去攻打楚国的与国厉国以救徐国，但是徐人仍在娄林被楚国大败。因为楚人的强大，所以宋襄公如果想称霸，就不能不得到楚人的支持，所以鹿上会盟，宋襄公向楚乞求让诸侯尊他为霸主，楚王假意应允却在这一年秋天的会盟上拘禁了宋襄公。

但是这样的挫折并没有打消宋襄公称霸的念头，宋襄公在被楚人释放之后，仍然积极的为自己的霸业而忙碌。既然无法和楚国直接对抗，宋襄公也学齐桓公，从楚国的与国下手，力图遏制楚的影响，促使楚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于是，宋国在趁郑人朝楚的机会，联合诸侯发兵攻郑。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楚国会直接出兵伐宋。

如果宋国退缩，则襄公的霸业理想就此完结，因此襄公大概仍希望能和齐桓公一样，在阵前可以与楚达成和解，所以宋楚两军相会于泓。宋襄公自然没有想过要彻底击败楚国，齐桓公做不到的事情，他自然也做不到，他只希望楚国能像在召陵一样，双方言和签订盟约。但是这个愿望落空了，楚军开始行动，而此时宋军的地位是尴尬的，即便是能在此战中取胜，也无法在未来长期与楚国抗衡，所以即便是趁楚军半渡可以给楚军狠狠地一击，但是这样做除了会激起楚国报复心理之外，不能给宋国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希望破灭的宋襄公此时大概也只是想象征性的与楚国交兵，为他的霸业画上一个句号吧，所以他拒绝了子鱼的意见，以给将来的和约铺平道路。

楚败宋第二年，宋襄公死；第三年，宋向楚臣服，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王。

从此以后，不打败楚国而成为中原的霸主已经完全不可能。宋襄公泓之败以后六年，真正的霸主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军，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