寱语 kzeng's blog

前些天有人重提宋襄公，盛赞他是“一个死于文明和理想的英雄”，所以也想再说说宋襄公。赞美宋襄公，其实算不得翻案，因为早在《春秋公羊传》里就有对宋襄公的溢美之辞，泓之战后，《公羊传》评论说：“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直拿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比；而《史记·宋微子世家》里太史公也说：“襄公既败於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当然批评宋襄公的也不少，《左传》虽然没有直接评价宋襄公，但是子鱼论战一段，实际上是借子鱼之口，酣畅淋漓的驳斥了宋襄公的仁义。而后来的苏东坡，批评的更是透彻。苏东坡不止一次的评论过宋襄公，譬如他的《宋襄公论》，直言宋襄公是“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并以宋襄公杀鄫子为例，说：“而宋襄公执鄫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杀一牛犹不忍，而宋公戕一国君若犬豕然，此而忍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然后评论道：“襄公能忍于鄫子，而不忍于重伤二毛，此岂可谓其情也哉？”认为宋襄公虚伪之极，堪与王莽媲美：

“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诸侯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为可以文取也。其得丧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则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损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盖王莽之。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

这一段评论骂得尤为痛快。另外在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中还评论道：“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诸侯，此其心岂汤武之心也哉？独至于战，则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苟《春秋》不为正之，则世之为仁者，相率而为伪也。”并重新诠释了《春秋》里这一段的记录，认为作《春秋》的孔子亦不以宋襄公为是。

（呵呵，总算忙完了正事儿，可以来过纸上谈兵的瘾了^_^)

魏国是战国初年的第一强国。它的底子本来就不差，三家分晋的时候拿到了馅饼最大的一块［参见blog里的这张地图]，同时它又是最早进行变法改革的，魏国李悝的变法要比后来比较影响力的齐国邹忌变法和秦国商鞅的变法早九十年左右，比不彻底的楚国吴起变法也要早五十年左右，所以魏国在战国初年一跃成为强国。但是从地缘政治上讲，魏国却不占优势，首先它处在中原腹地，战略发展空间有限；其次它的“几”字型的领土使它东面和齐国相邻，西面和秦国相邻，南面和楚国相邻，同时它还和赵国，韩国，宋国等国家相邻，因此经常背腹受敌，所以在秦国和齐国逐渐强大起来以后，魏国的光辉就慢慢的黯淡了。而魏国衰退的开始，其实是一场阴谋。

桂陵之战爆发在公元前三五四年，这时的秦国和齐国的变法都已经开始几年，国力逐渐增强，因此两国也日益不满魏国的地位，但是两国又不愿直接去和魏国对抗，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果齐国首先和魏国直接对抗，那么秦国就可以趁齐魏两败俱伤的时候坐收渔翁之利；同样的如果秦国先和魏国对抗，齐国也会占便宜。所以齐秦都在等待双方首先向魏国发难，相互观望，甚至相互算计（譬如桂陵之战之后商鞅向魏惠王游说，劝他称王，以恶化齐魏之间的关系，成为马陵之战的前奏）。而就在这个时候时候，一个冤大头--赵国出现了，一个阴谋也随即产生。

纷纷绕绕的春秋最终稳定在晋国与楚国的两极对抗上，形成了中国历史或者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冷战”局面，和二千多年后苏美冷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最稳定的格局自然是统一或者一极独大(hegemony），其次是两极对立（bipolarity），最不稳定的系统是多极对立(multipolarity）---当然这样的理论是把系统内的国家作为最小的研究对象，假设了国家作为一个单一actor的理性，但是由于国家也是有内部结构的，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假设并不合理，譬如战国时候稳定的秦国与齐国的二极对立就毁在了齐国的内部问题上--齐国找了燕国间谍苏秦来当相国，最终把自己给废了（每每读到这里都为苏秦可惜，战国的人真是老实啊，苏秦要是演上一段《无间道》那哭的就是燕昭王了，而苏秦也不用被车裂了，可是苏秦就是恪守着自己的信义，结果自己的命也赔上了）。但是这样的假设大抵能帮我们理解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

一直到战国初期，古人男女之间的交往应该还是比较自由的。特别是在春暖花开，举行祭祀的时候，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先是看男女巫师用某种特定的活动祭神（不只中国，古两河流域的祭司们举行仪式的时候也这么干，当然，《达·芬奇的密码》里，耶稣的后人们也这么干），然后男男女女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样的活动为我们造就出来不少伟人，譬如孔夫子大人，《史记·孔子世家》上说：”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还有譬如楚国最著名的两个令尹之一的斗谷於菟，这个人的名字意义蕴含丰富，不仅让我们了解到了古代南方方言，还勾画了一个浪漫的故事。斗是他的氏，”谷“是”乳“的意思，”於菟“是老虎的意思，他名字的意思是”老虎喂过奶的“，顿时让人想起罗马的创立者，呵呵，罗慕洛斯兄弟俩不过喝狼奶而已，咱们的楚国令尹大人是喝虎奶的，之所以他这么酷到要喝虎奶，就是因为他是他老爸和他老爸的表妹春天在云梦玩耍时不小心生的，他老爸的表妹的老妈（郧国的夫人）本来就不大喜欢斗谷於菟的老爸，现在又弄出一个孩子来，就更愤愤了，于是就把这个小孩扔在他爸妈战斗过的地方--云梦泽里，事有凑巧，郧国的国君到云梦泽打猎，看到了一只雌虎在哺育这个婴孩，甚为诧异，就领回去养大，并取名为”谷於菟“，《左传》上说”谷”和“於菟”是楚语，但是后来有人考证，”谷“是古越语，”於菟“是古巴人说的古彝语，真正的楚语里面，”虎“被称为”班“，斗谷於菟的儿子就叫做”斗班“--又是一只老虎，这个斗班有个有名的后人，乃是写《汉书》的班固，而斗谷於菟本人也协助楚成王第一次把楚国推向霸主的伟业。

前些天读到帖子说谋臣的最高境界是有能力在自己身死之后稳控局势，然后举了郭奉孝定辽东与诸葛亮诛魏延的例子，其实这些计策与死不死的没什么关系，只是说明定计者比较有预见力，提前预计或是计划好了一些事情，而有一些谋臣却是真的拿自己的性命来完成自己一声最后的一个计谋。《史记》上的苏秦是一个，强调是《史记》上的，因为真正的苏秦或许没有这么一个故事，即便是有，也不过是使刺杀自己的人伏法，完全出自私虑，而另外一个同样玩上了自己性命的谋臣，却不仅为自己报了仇，还为公家进了最后一份力，这显然要比传说中的苏秦略胜一筹，此人便是吴起。

 （有15分钟的闲暇，写一篇blog自娱）
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从历史的开始就是一个悖论：国家为了保护自己而创建的军队事实上却构成了自己最大的威胁。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不限于中国历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当权者，并且延续到了今天。每个皇帝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军队太弱小，则不能抵御外敌的入侵；军队太强大，则担心军队造反无法制约。任何一支可以抵御外敌的军队同时也可以轻易推翻它的君主。

这个困境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秦统一的末期，在对楚的用兵上曾经有一次著名的争论：李信认为灭楚20万军队足以敷用；而王翦坚持必须动用全国60万军队全力攻楚。秦始皇经过一番考虑，选择了李信的建议。史书上一般的解释是秦始皇喜欢李信年少壮勇（用现在的话说是年轻有魄力），认为王翦年老胆小，所以选择了李信，《史记》上也说，秦始皇听了两人的方案评价道：“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而王翦因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所以告病还乡。 但事实上，真正促使秦始皇选择李信的是他对军队的担忧：如果把全国的军队都给了王翦，他带着军队造反了怎么办？但是他并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而王翦也意识到秦始皇的真正疑虑，担心自己的建议会被秦始皇当作谋逆的征兆，所以告病回乡以求自保。这个“告病回乡”并非是认定李信必败而在那里摆谱等待复出，更重要的是为了消除始皇的疑虑，用前几天讨论过的博弈论的语言说，是在发送一个信号：我并无反意。

【说明】吴起（约前440前381），战国早期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曾从师于曾子。初为鲁将大破齐军，后入魏为将，任西河郡守二十杂年，以拒秦、韩。后遭大夫王错排挤，离魏入楚。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掌军政大权，实行变法。仅一年，楚国由弱变强，兵威四方。次年楚悼王死，反对变法的旧贵族作乱，乘机杀害吴起。吴起精通兵法，善于用兵，后世把他与孙子相题并论，连称为"孙吴"，著有《吴子兵法》。

吴起，卫国人，善于用兵。曾求学于曾子，侍奉鲁君。齐国进攻鲁国，鲁国想任命吴起为将军，但吴起娶了齐国的女子为妻，因而鲁国对他有所怀疑。吴起为了要成就功名，竟杀了自己的妻子，以表明自己与齐国没有关系。结果鲁国任命他为将军，率兵攻齐，大破齐军。

【说明】孙武，齐国人。原本姓田，因其祖父田书伐莒有功，赐姓孙氏。后遭齐国内乱，奔吴为将军，以兵法十三篇求用于吴王阖庐。西破疆楚。北威齐晋，显名于诸侯。著有《孙子兵法》，是古代兵家的鼻祖。

孙子武，齐国人，以兵法求见吴王阖庐。阖庐对孙武说：" 你写的十三篇兵法，我都全部看过了，是否可以试演一下操兵的阵法？" 孙武答道：" 可以。" 阖庐又问：" 可以用妇人试验一下吗？" 孙武说；" 可以。" 于是阖庐为了试验孙武的许诺，从后宫挑选美女一百八十人交给孙武。孙武把美女分成二队，叫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姬分别充当队长，每人都手持长戟一把。孙武下令说：" 你们知道前心与后背以及左右手的位置吗？" 妇女们说：" 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