寱语 kzeng's blog

呵呵，粗粗读了Paul Bingham在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上的文章，主要看了他理论的总结部分。粗读完这个生物学家的理论之后，马上想到的是一位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于是连忙去看Bingham的Reference List，果然霍布斯列在其中，但是细想一下，两者的理论颇为不同，Bingham的理论与新近的合作理论也大为不同。Bingham的主要理论是：阻碍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合作的最大障碍是背信（defection)，而对于人类远距离杀戮技术的掌握可以更好的惩罚背信者，于是合作变得可能。

可以借用卢梭的猎鹿（Stag Hunt）比喻来做个例子（俺做了一些细节修饰）：几个特别饥饿的猎人决定合作猎一只鹿吃，于是他们做好陷阱，埋伏好，静待一只鹿上钩，当然鹿也是很狡猾的动物，不会轻易上钩，这时有一只鹿闯了进来，几个人屏气凝神，突然一个猎人发现自己身边有一只兔子路过，只要追赶一下肯定能抓到，于是他开始盘算：我们有20%的机会抓到那只鹿，一只鹿的肉有25只兔子那么多，我们一共10个人，也就是说如果我留下来继续捕猎，我的预期是得到 20%*25/10 = 0.5只兔子（当然和可以假设鹿的出现按照时间的分布，计算未来鹿出现的几率，捕猎几率等，略去不说，算个简化），而我如果去抓那只兔子，那我100%的能抓到，然后我就跑，那我的预期是1只兔子。

重装步兵来源于公民，所以有两个途径可以增加重装步兵的数量，一是增加公民中士兵的比例；二是增加公民的数量。斯巴达主要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并把它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几乎所有斯巴达的公民都成了职业军人。而雅典则选择第二种方式。

雅典人选择了梭伦作为执政官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获得了充分的权力之后，梭伦便开始了他著名的改革。首先在经济方面，一切债务都被取消，因为债务而成为奴隶的公民都重获自由，同时严令禁止人身作抵押的借贷。这一举措部分的消除了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矛盾，增加了雅典的公民数量，也扩充了雅典的军队。其次，在政治上，新的宪法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而由富裕的公民组成政府。他组织普查公民的年收入，并依照收入把公民分为四等。政治权利由等级（也就是财富）而非出身（是否是贵族）而决定。所有公民都有资格参加公民大会，有通过法律和选举执政官的权利。除了最贫穷的一等公民外，其他三等可以参加四百人会议。最高两个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政府的领导职位。这样的政治改革为日后雅典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这样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权力，防止了贵族对于公民以及军队的侵蚀。（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几次著名的改革也都是以抑制贵族、富足平民、加强军队战斗力为目的的）

前几天聊雅典民主和战争，说起来雅典民主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发动战争，有人不解，为雅典民主辩护，并从道德的高度极力赞美雅典和它的民主制度。呵呵，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人恐怕很难把民主的雅典和道德联系起来，里面著名的一章，第十七章〈米洛斯的对话〉（ The Melian Dialogue），雅典的使者赤裸裸的说出了他们的信条：“the strong do what they can 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 总结成一个中国的成语：弱肉强食。--不会知道这四个字如何与道德正义或是和平高尚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雅典正是强权政治的最早鼓吹者之一。

找到了一款俄国人写的阅读软件，可以方便的在掌上电脑上看彩色标注的网页文件。于是用Flashget下载了国学网站上的《资治通鉴》，压缩成zip文件放在掌上电脑里，天天揣在兜里，有空了可以掏出来翻两眼，权当消遣。《通鉴》的好处在于大小事件都按时间码放整齐，不像纪传体的史书，要想稍微看仔细点，还要拿支笔记录下来事情的脉络。

今天又看到了贯高的一段。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推算起来他应该出生在长平之战前后，秦统一时他已经有四十岁左右。他先是跟着张耳作门客，后来张耳被封为赵王就成了张耳的属官。张耳死去后，贯高担任赵相辅佐张耳的儿子新赵王张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