寱语 kzeng's blog

最新一期 Foreign Affairs 淡青色的封面上，大大的印着红色的 Changing China 的大字，很是耀眼，没有来得及细看，但是看摘要似乎还是挺乐观的，其实也是，没有必要拿西方十七世纪自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历史来套中国的崛起，差别实在是大到没有什么可比性。虽然可以总结归纳历史经验，但是归纳本身已经浪费掉了 Degree of Freedom，用这样的归纳来预测未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换个角度，以中国秦汉以来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的世界秩序，岂不是要得出世界将要大一统的结论？所以这期杂志封面上提出的问题还是不错的：“Can its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b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existing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这一句话里重要的不是 liberal 而是 existing ，不是自由，而是现状，什么是现状？就是战后美国确立的国际秩序，譬如几乎所有大的国际组织里都留有二战的影子，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无不体现了这样一种秩序。所以，Foreign Affairs 从美国的角度讲自然是要讨论如何来维护这样一种秩序；而中国现在所欠缺的恰恰是从中国方面来讨论如何平和的改变这种秩序。。。呵呵，又在杞人忧天了：）

呵呵，昨天听的辩论，但是没有来得及写总结，所以应广大同志的要求今天补写一下，因为这个论题很多人都感兴趣，俺就写的平实易读些，努力不用 JARGON （这个词本身算Jargon么）。另外，昨天的辩论阿佤也去了，如果有不足阿佤可以补充。抵赖声明：这儿只是我听到的版本，有可能稍微走样，另外，我自己的评论，我会注明，大家不要混淆：）

辩论在来自五角大楼的D同学与来自波士顿学院的R同学之间进行。先大致介绍一下两位同学，D同学是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司负责中国大陆、台湾与蒙古部分的主任。R同学是波士顿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以及MIT安全研究项目的研究员。简单的说一个是政策制定者，一个是学者，所以对辩论还是挺期待，主要是怕两个学者在那里搞玄学。

今天是周总理逝世三十年纪念日。唐德刚说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只有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半个是顾维钧，这是他的看法。如果让我选择，李鸿章不能当选，与其选则李鸿章，倒不如在同时代的曾纪泽、薛福成或是郭嵩焘中选一位，他们的风骨与作为才更像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家。但是顾维钧与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特别是周恩来，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自己的外交政治规范，并得到了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支持。这一规范对于中国今日的外交实践仍然意义重大。这些都是顾维钧非常想做但是做不到的。除此以外，我读本科的大学也是在周恩来倡议设立的，校名也是他老人家提的--这是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唯一一所由周总理题写校名的大学。纪念周总理！

呵呵，看到一捆人在讨论鸦片，插个空，说一下清朝末期成功的禁烟运动与之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块疮疤，也是中国近百年来耻辱的标志。1836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成功的禁烟（这次成功被后来的辛亥革命破坏了，直到1949年才再度恢复）。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成功的原因正是被动的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